作者:温才妃 袁一雪 许悦 来源: 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:2019/4/10 9:07: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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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士生延期究竟意味着什么

 

编者按

今年两会期间,全国人大代表、南京大学校长吕建指出,我国博士按期毕业率比较低,2012年时40%的人无法按期毕业,目前这个比例可能达到了65%。从年限上来看,三年博士最长八年毕不了业。

因此他建议,要有科学合理的分流机制,“让适合的人读下去,为国家作出更多的贡献”。而对于“研究生分流”的说法,教育部于今年2月26日发布的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的通知》中已有提及。

那么,不能按时毕业的博士生群体是否如吕建所说正在日益扩大?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博士生延期?这一现象是否普遍?应该如何理性看待?

就此,本报采访相关博士生、中外高校教师以及教育学者,并联手重庆大学新闻学院、重庆大学小强传播团队,形成本版专题报道与4版数据新闻,对上述诸多问题进行全面而立体的展现,以期让读者能对博士生延期状况与博士生培养拥有一个全新的认识。

■本报记者 温才妃 袁一雪 见习记者 许悦

事实上,博士培养设年限,对于建设学习型社会并没有帮助。延期是一个传统观念,怎样让博士培养富有开放性、终身性,才是人们要考虑的问题。

如果有终身教育的理念,就不应在博士生培养的年限、资历上设过多门槛,尤其对于公立高校,更没有这样做的理由。

读博士,你准备好了吗

1月31日凌晨,某大学一位28岁的博士生从学校宿舍出走后失联。2月14日,他的遗体在附近一座水库的芦苇荡内被发现并打捞上岸。因为法医未在其身上检查出伤痕,所以警方判断其大概率为自杀。

在出事之前不久,这位博士生因为博士论文未通过,延期毕业一年。按照规定,延期后,学校将不再继续提供宿舍。其父亲曾询问他是否还愿意继续读书,这位博士生给父亲的回答是,希望继续,但缺乏方向。

这位博士生的父亲也曾就延期一事联系儿子的导师进行恳谈,其导师表示他儿子很聪明,只需要再努努力,应该很快就能毕业了。只是没人想到,最终等来的不是他毕业的消息。

延期带给博士生的压力不是个例,在某高校的论坛上,一名延期博士生也发文吐露延期的尴尬,首先是实验、毕业等带来的内在压力,其次是学校对延期博士生不下拨培养经费、不提供住宿和公费医疗的规定带给他的外在压力。这名学生在论坛中写道:“我知道三年能顺利毕业的博士生大概只有1/3(也许不到),也就是说,我是那剩余的2/3里面普通的一员。”在延期期间,一次突发的肾结石让他意识到,没有公费医疗和医保的支持,看病竟如此昂贵,令他感叹延期博士生“伤不起”。

虽然有人无法接受延期的事实,但博士生延期属于普遍现象却是不争的事实。“在我身边的同学大约有三成能够如期毕业。”一位心理学在读博士告诉《中国科学报》。她同时对延期原因给出了自己的理解,“读博本身具有挑战性,而自身能否获得支持、个人能力、和导师的关系等都有可能导致博士生延期毕业”。

一篇发表在2011年名为《博士延期毕业的主要原因探究及应对措施》的论文中,作者分析了国内博士生延期的原因,将其分为主动因素和被动因素两类,两类中又包括合理因素和不合理因素。其中主动又合理的因素是学生对自己的高标准严要求,比如为了获得高标准的学术成果,会主动提出延期毕业,当然导师也非常愿意为学生提供相应的条件;而主动不合理的因素为学生学习主动性不足、频繁更改研究方向和独立科研能力不足。被动合理的因素则包括导师、学校要求较高,某些研究领域的特殊性影响了就读时间,以及健康和出国等原因;被动不合理因素也与导师相关,包括某些导师能力不足,为获得连续稳定的科研成果而限制学生投稿,以及无关课题占用学生研究时间。

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马荣华所带的博士生中,目前就有两位博士生申请延期,其中一位已经毕业拿到了博士学位。究其原因,一位因为在国外高校研究所学习了一年,另一位则因为有一篇比较重要的论文还需要三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,所以主动提出延期半年的要求。“博士生不毕业,做实验和发表论文等费用都可以从导师那里报销,但是毕业后就没有这些待遇。”马荣华在接受《中国科学报》采访时解释说。他同时表示,因为学科原因导致延期的情况也有,但不多,“我们这个领域肯定包括野外工作,但是野外工作一般会提前进行,而且大部分课题组都有研究基础,不会完全从零开始”。

同样需要进行野外作业的某校硕士生马骁也有读博士的打算,目前正从事人类演化及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他坦言,身边已经两三年没有博士生能够准时毕业了。“博士生延期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了,主要因为毕业后研究所和高校留给年轻人进行研究的位置在减少,所以更多人希望在博士期间做更多的工作。”

博士生延期的路上,中国并不孤单

“博士”,在别人眼中与高学历、高薪酬挂钩,但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人眼中则意味着漫长的时间与精力的付出,意味着在论文撰写中的挣扎。因此,延期毕业也屡见不鲜,其中的艰辛苦楚只有身在其中才能明了。那么,国外高校中的博士生们是否也如此?延期毕业的现象又是否普遍存在于国外高校?

“如果到十月份我的文章还没被接受,教授也不想为我开绿灯的话,那么,我就要延期毕业了。”在日本某高校攻读眼科博士学位的刘野告诉《中国科学报》,之前自己的一位同样在日本读博士的朋友,就因为文章发表数不够,没有达到毕业标准,不得不延期了半年。而另一位“同病相怜”的朋友,虽然足够勤奋,但由于自身学习的学科和毕业论文撰写艰难的问题,已经延期了两年之久。

刘野发现,身边的文科博士生更容易出现延期毕业的情况,最多的延期了四年才毕业。可见,在日本高校中,博士生延期的现象也是同样存在的。

2013年度“北大研究”重大课题“北京大学博士生延期毕业成因与管理机制改革研究”成果之一《日本延期博士生培养管理机制对我国的启示》一文中曾指出,日本高校博士生延期普遍,其中人文、社会专业延期情况最为严重。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的数据显示,2008年,日本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中发生延期的比例达到46.7%,人文、社会专业延期比例高达84.9%和68.2%。

了解完我们的近邻,放眼远在地球另一面的美国高校,情况则有所不同。

“美国的研究型高校,不为博士生设置固定的毕业期限,因为每个学生具体专业不同、论文选题类型不同、研究方法不同、所需工作量不同,而且学生个人的经济情况、时间安排也不同,研究生院对于学生的毕业年限有很大的弹性。因此,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延期毕业。”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说,他曾在美国布朗大学求学,在那里,博士生的求学时间主要由学生自身情况、论文的方向与性质、工作量等因素决定,学校并未规定具体期限。

他解释道,与中国高校不同,美国大学的博士生培养没有固定学制,论文何时达到了要求,导师组就何时安排学生答辩。美国大学不要求博士生住在学校宿舍,只有少数宿舍供博士生申请,大学一般不提供奖学金。学生靠家庭资助、申请基金会资助或者打工来完成学业,因此导师和学生只能比较灵活地安排答辩和毕业时间,以符合每个学生自身的实际情况。

此外,在美国高校,放弃或难以完成学业的博士生比例很高,放弃的原因各不相同,有的是因为导师转校、退休难以选择新的导师而放弃,有的是在论文写作方面与导师发生冲突无法协调而放弃,有的是论文写作过程中出现未曾预料的问题,如数据质量完全不可用等,无法达到最初的预期,知难而退。社会对这类情况也表示理解。

“在目前国内过于重视学位、学历的大环境下,博士生完不成答辩、拿不到学位,不论是同学还是亲友,甚至其自身都会认为这是一种失败,并打上这样的负面烙印。同时,延期或肄业的博士生,对于导师、所在院系、学校评估都会造成负面影响,给学生和导师都造成很大压力。”马戎说,这样僵化的博士培养制度也给学校带来了提供宿舍、奖学金、控制学制的沉重负担。

在加拿大高校中,情况又与美国高校不同。在大多数加拿大高校,攻读博士学位通常学制预设为4年,但事实上,很多学生会花费5年,甚至更多年来完成学业。一些博士生项目不会提供延期年限中的费用支持,学生需自己负担超出年限的学费来完成学业。

最后,再来看英国高校。英国高校博士体制与我国相比要更加多元化,可分为传统博士学位、专业博士学位、新制博士学位等。不同类型的博士,其培养模式、结业要求等也各不相同。比如英国的大部分专业博士,其学制为非全日制,通常为两年,允许学生兼顾工作,将教学与实践融合。新制博士则融合了研究、教学式课程和专业技能训练,通常在四年内可以拿到学位。

众所周知,与其他国家相比,英国高校博士生的学制较短,大多数博士生在3~4年内就能够完成学业,因此也受到很多留学生的青睐。但也有在英国留学的学生表示,有些专业(比如计算机、法学等)根据研究内容的难度、课题论文完成度等,也会导致延期毕业的现象出现,使得学生毕业时间延长至5年,特殊案例中也有延期至7年毕业的情况。

延期背后如何“破冰”

由于博士延期越来越呈现普遍性,使得我们不得不追问这样两个问题——延期的原因有很多,是什么为延期埋下了伏笔?博士培养真的有设年限的必要吗?

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看来,“对于延期博士生,要从学业角度认识问题所在”。

他指出,如今大学在校生以“90后”“00后”居多,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从小习惯于套用中小学的方式上大学,能力与素质难以达到学术人才的基本要求,这给之后的学业危机埋下了一系列伏笔。因此,博士招生在入口处就要从严把关。然而,很多高校都有拼博士点的动力,导师也有评博导的动力,多方面因素促成了一些高校因利益舍弃质量,一味扩充数量造成低水平培养。

“这反映的是管理体制上存在的问题。”储朝晖解释,西方国家并不管理博士学位,博士质量直接与高校声誉挂钩。我国虽然名为高校招收博士生,但实质是政府管理下的招生。高校类似招生代理人,如何把握毕业标准,需要政府反复发文件、提要求。

这不禁让人心生疑窦,办学主体究竟是谁?是谁在要求博士生培养质量?如果政府要求博士生培养质量,那么政府是否对每个专业都了解?怎样才能制定一个万能的质量标准?“显然,这超出了政府的控制范围。”储朝晖说。

事实上,对于博士培养质量,一些高校并没有做到真正上心。由于入口有学位办发“执照”,出口有政府“兜底”,扩大规模导致的质量下降,并没有真正影响它们继续招生、颁发学位。

对此,储朝晖建议,博士培养应真正下放给有把关能力的高校,交给高校、教师自身去定夺,只有他们真正成为主体、有决定权,培养质量直接与高校声誉、导师声誉挂钩,才能解决博士培养的质量问题。“学位办至多管理一些地方高校博士,在目前的情况下,部分地方高校尚无把关质量的能力。”

管理体制带来的问题还体现在中断的学业上。我国博士培养通常是在一所高校“一学到底”,于是便出现博士“有条件学好就学好,没条件学好就拉倒”的现象,导致培养质量参差不齐。“学业中断的博士,之前的学分不仅应该认可,而且应该鼓励他们跨高校、跨国学习,对其学分予以认可。”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对《中国科学报》说,“学分银行”的思路目前在社会教育领域已逐渐打通,在政府管理下的正规教育领域却受到阻碍。

“事实上,博士培养设年限,对于建设学习型社会并没有帮助。”程方平指出,延期是一个传统观念,怎样让博士培养富有开放性、终身性,才是人们要考虑的问题。

他举例,中国古时有80岁考取秀才、进士者,国外有三代同堂同时获得学位者,甚至外籍老年人士在我国高校读博,超出6年,依然能拿到学位。而对本国博士生,年限最多6年,一些博士生仅30多岁就不给机会了。“在教育交流上允许开放,却对本国博士强调严格,其实都是形式主义的表现,背后并没有站得住的理由。理应按真实水平,才能让公众服气。”

“一方面我们要注重培养质量,另一方面还要给更多人机会。但如今,一些政策的出台多是从高校、教师角度出发,从学生角度考虑得过少。政府、高校在要求质量的同时,缺少必要的保障条件。”程方平说,那些因在职或特殊情况(生病、出国等)所致的延期毕业博士生,在校3年后不提供补助、宿舍,却同时面临没工作、延期等情况。对此,高校可以酌情给予一定的扶持,毕竟这部分人数量不多,扶持他们的同时,可以对其学业提出更高的要求,帮助他们专心完成论文。

“如果有终身教育的理念,就不应在年限、资历上设过多门槛,尤其对于公立高校,更没有这样做的理由。”程方平说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 (2019-04-10 第1版 要闻)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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